人物專訪：董金鳳女士美軍宿舍幫傭紀實(by吳承瑾)

2005年，台灣銀行逐步規劃標售山仔后的美軍宿舍群，激起了在地居民的反感，民間人士組成山仔后文史工作室，多方奔走，一方面尋求社會大眾的認同與聯署，一方面向政府部門尋求機會，以阻止台銀將這片宿舍賣給財團和建商。因為這4.2萬多坪的土地如果被開發為別墅、大樓，除了會破壞山仔后的大環境，造成缺水、汙染、交通擁擠等問題外，深具歷史價值的美軍宿舍群也會被剷除，消失。

經過這批民間人士的努力，台北市文化局在2008年公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為「歷史建築」，這暫時阻止了台銀標售宿舍的活動，留給民眾認識這片建築的機會。筆者正是其中受惠者，有幸能在歷史建築中，找尋藏在台灣各個角落中所暗藏的故事。我認為美軍宿舍的未來，不是台灣銀行能擅自決定的。因為這片建築群具有深厚的歷史意義，它見證了台灣冷戰時期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，同時還承載著一種獨特的，因兩種文化交織在一起所產生的生活經驗。如果僅為少數人的利益，將他改建為住宅，那麼在文化上肯定是個沉痛的損失。我們應該要了解自己的歷史，盡可能維護、記憶自己的過去，這片建築是相當好的一個教材。

而要了解這片美軍宿舍群的文化價值，必須掌握附著在它上面的歷史與生活經驗。筆者很幸運地訪問到一位董姓女士，曾於1963年至1975年之間擔任美軍幫傭，十二年來她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山仔后各區的美軍宿舍，還包含山仔后周圍的菁山路、天母中山北路上零星的美軍住家。本文希望從她的經驗、記憶著手，描寫這片宿舍背後活生生的情感，和確實存在於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筆者一方面希望這段獨特的歷史不被遺忘，同時也希望這些記憶和情感，能賦予古蹟一種新的生命，展現它的文化價值。

在理解山仔后美軍宿舍群時，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認知：美軍宿舍是按軍階分區的，每一個區域都有不同的生活樣貌。現存的C-1、C-2、F、H-1、H-2等區，除了房舍風格各有差異外，當年也分別住著不同軍階的軍官。當然，每一區都有其獨特的生活經驗，本文將就每一區美軍宿舍，分別「放上」屬於它的故事，再搭配董女士的其他記憶，刻畫這片宿舍的歷史。

古蹟背後的記憶—山仔后美軍宿舍幫傭的故事(吳承瑾)

首先簡單介紹董女士背景。她出生於1949年，母親也在美軍宿舍中擔任幫傭。由於董女士的母親已經去世，所以只能從董女士身上打聽當年幫傭的記憶。她小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，在1960年代，美軍幫傭的酬勞相對優渥許多，於是董女士和就在擔任幫傭的母親，學習幫傭的工作內容，同時自己去找美軍家庭簽約。老實講在那個日子苦哈哈的年代裡，董女士並沒有甚麼充裕的時間閒待在家裡，去慢慢摸索英文會話和西餐的做法，她必須迅速學會這一切，然後投入職場賺錢貼補家用。當時她和媽媽各作各的，第一次幫傭是在十三歲。董女士回憶她從媽媽那裏學會部份工作內容，舉凡西餐的做法、漿洗熨燙軍服技巧、到日常英語會話等，但絕大部分還是得自己摸著做，而且要學得快才能保住工作。幫傭的薪水相當優渥，她20歲時月薪8000多台幣。董女士26歲進入美軍顧問團總部會計處上班，擔任「視察員」（sales auditor），偶爾還須視察全省的美軍宿舍，包含台中清泉崗、台南、高雄左營等地方，這時已經是1970年代了。這12年來她幫傭過的家庭，範圍遍及山仔后A~F區、外加菁山路和天母的零星地區。美軍兩年到三年一調，通常幫傭會做到該雇主調走。

美軍家庭會雇用幾種人幫忙做家務，一種是幫傭，專門處理室內的事物，舉凡三餐、洗衣服、打掃房子、照顧幼兒等，都是幫傭的職責。還有一種叫「yard boy」，或也有人叫「car boy」，這種是專門處理事外事務的，例如修剪草坪、矮樹籬笆，洗車等工作。幫傭必須每天到雇主家上班，但yard boy只要三到五天，甚至一星期去一次就行了。幫傭一定雇用女性來擔任，而yard boy則顧名思義，一定是男性。另外許多美軍也願意多花錢，多請幾個人到家分工服務，例如專門的廚師或褓母，有時也會有男性，叫做「house boy」。當年美軍顧問團可以說為山仔后創造了很大的就業市場，許多居民，甚至文化大學的學生（洗車之類的零工為主），都曾擔任過幫傭或yard boy，董女士的父親也擔任過yard boy，不過他也已經去世了。

在美軍口中，幫傭不叫maid，而為她們取了一個相當本土化的名字—「ama」。當美軍雇主向他人介紹自家幫傭時，他們會說：「This is my ama.」。是的，這個詞就是從閩南語的祖母來的，但是在美軍的用法裡，它比較接近「大嬸」、「女士」這個意思，而和祖母有相當程度的差異，也許最早的一批幫傭本來就有點年紀，叫阿嬤就對了。董女士一開始當幫傭時，十四歲的她也被稱作ama，但是後來取了一個英文名字，Jenny。年輕一輩的幫傭多半會取英文名字，平常幫傭之間也是用英文名字稱呼，有時甚至不知道對方原來的中文名字。而老一輩的幫傭，例如董女士的母親，就沒有取英文名字，一直被稱為ama。

這間天主堂坐落於華岡路和愛富二街交會處，當年這裡屬於F區，這裡曾經是美軍軍官做禮拜的場所。據天主堂的神父說，最早的禮拜堂很小，坐不下那麼多人，而這個地段又屬於禁止開發的地區。最後是在美軍顧問團透過外交部的交涉下，才取得開發這一塊地的權限，也因此有了這間禮拜堂。當時美軍顧問團只負責出資，設計和建造的工作完全交給教會方面。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這座天主堂融合中西文化的現象，金黃色的琉璃瓦和中國式的屋頂，還有門口兩隻石獅造型的陶塑像，當你走近它時，這種感覺是相當有趣的。神父回憶當年的情形，他說當時早上八點是中文彌撒，九點則是英文彌撒。美軍軍官是很具親和力的，他記得當初有一位中將在彌撒時，親自拿著奉獻籃。

右側四連張圖呈現的是位於F區的愛富二街，「愛富」這個名字就是來自「F」，在1960年代這條路更窄，同時也沒有高聳的空心水泥磚牆。美式住宅，僅僅使用矮樹作籬笆，隔出公私領域的分界，家宅四周，往往有大片的草坪。根據董女士的印象，這些空心磚牆、車庫屋頂都是在台銀出租宿舍給台灣人後才改建的。如今這些房屋的結構依舊相當穩固，在現代樓房之間，這條街顯得既神祕又獨特，一幢幢瓦片、白牆的洋房，令人感覺彷彿置身另一個國家。F區當初是配給校級和尉級的軍官，房舍在所有宿舍種類中，面積較大，也擁有較大片的草坪。

左側照片是H-2區，當初是配給將級軍官的宿舍，房舍為獨棟，面積較大，草坪也維護得較為完整。根據董女士的說法，高階軍官年紀較大，通常不會攜家帶眷，所以不需要處理帶小孩的工作，三餐的量自然也較少。但是這些位於C-2、F、H-2區的房房舍相對大得多，打掃整理很花力氣。例如窗帘、窗台、所有家具每天都要擦拭清理，基本上把整棟屋子清掃一遍就要花掉大半天，而最累人的是軍官對服裝要求很高，漿洗軍服對幫傭而言是大工程。董女士說燙軍服是門學問，洗好剛上漿的衣服，曬乾後像塊木板一樣硬，要用噴霧器微微噴濕，然後用布包起來稍待片刻，等衣服軟化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熨平，一套軍服往往要燙上一個半小時，燙好後可以立在地上。這些大大小小的瑣事可以讓人忙上一整天，但還是有休息的片刻，這時各家的幫傭會互相串門子，當然大多是住在山仔后的人。

在H-1和H-2兩區中間，筆者找到幾棟式樣不同於該二區的洋房(下兩張圖)，並不在台北市文化局劃定的「現存」美軍宿舍區塊中。這幾棟房舍面積較小，應該之前是配給較低階軍官的宿舍。如同上面第二張照片，這幾棟房舍隔著空心水泥磚牆，和公寓樓房並立著。

董女士說這是屬於E區的，也就是大部分被拆除，改建為台銀員工訓練所的E區宿舍中，碩果僅存的幾棟房舍。早期E區和H區的邊界是犬牙交錯的，所以時過境遷就變成現在的分布方式。E區是配給尉級軍官和士官的。董女士對這一區印象非常深刻，因為她十五歲時曾經接下一家沒有人願意接的美軍家庭，就在這一區。為什麼沒有幫傭要接呢？因為他們全家共有十一人，除了大人以外，小孩各個年齡層都有，最小的還不會走路。這可真是場硬仗，她還記得當時一天的工作流程。

每天早上七點，幫傭就到美軍家上班了，首先準備全家的早餐和午餐。美軍通常在工作處有自己吃飯的地方，但美軍太太就要幫忙準備午飯了。（美軍太太一般會兼職，不過也有一些是不工作的）。在大人上班、小孩搭戴著午餐盒搭上校車離開後，幫傭便開始打掃房屋、洗衣服、照顧幼兒，就這樣忙到晚上。下午校車將小孩載回家，美國小學生是沒有作業的，這時通常就出門去玩。晚上大人回家，幫傭則一直到忙到晚餐結束、洗好碗才回家，這時大約是晚上七八點。這是一般的狀況，美軍軍官時常有別的活動，例如看電影、打保齡球、參加舞會等，這種情況下幫傭必須看家，直到主人回來，這樣回家時間常常就在半夜十二點以後了。董女士的母親就常常半夜一兩點回家，稍稍睡一下後，四點又起來洗自家人的衣服，然後出門，趕在七點到美軍家上班。

左側是C-1區，當年是配給校級和尉級軍官的宿舍。C-1區荒廢得相當嚴重，在中美斷交後這裡似乎沒有被台銀出租。不過這裡也是改建最少的一區，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年的木造結構，只不過大部分的房舍都被台銀圍了起來，外人只能從雜草的縫隙中，一窺這些陳舊的房舍。

關於C-1區其實有個很有趣的傳聞，董女士說這區當年盛傳鬧鬼。董女士當年他在這區服務時，照顧過還不會走路的幼兒，她記得晚上明明就把小孩抱到嬰兒床上去睡了，忙了一會兒卻發現嬰兒躺在客廳沙發上。她說半夜碰到這種事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。鬧鬼的傳聞，導因應該是C-1區的建地本來是一大片的公墓，台灣銀行當年徵收土地時，才將部分墳墓遷到了稍遠的菁山路附近。C-1區西南邊其實還緊臨了一片公墓。在台灣民眾的觀念中，「驚動」死者本來就是個禁忌。但對美國人來說，基本外交禮儀做到後是不會太在乎這些忌諱的。對美國小孩來說，這些死者更不是需要恐懼的對象，董女士的母親曾經看過美國小孩把死人的大腿骨，撿來當鼓棒敲著玩。不用多說，這對老太太而言簡直是天大的冒犯。我相信類似的文化衝擊必定時常發生在幫傭間，那鬧鬼這種流言蜚語會那麼普遍，其實是其來有自的，我們應該可以把這看作是幫傭面對文化衝擊時，一種心態的展現。

相較於C-1區的殘破，C-2區顯得光鮮亮麗多了(右側圖)，這裡比C-1區晚建，格局也較大、較開闊。今天走在C-2區，仍然會有走在另一個國度的感覺，然而透過高度僅齊肩的圍牆，台灣人的花圃、房舍就矗立在對面，近在咫尺。兩種世界就這樣擠在小小的山仔后裡，交織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。

下左圖可以看見突出在房屋主體外的浴室，洗澡水是用戶外的爐子用煤球燒的，當然在有熱水器的現在，這些設施已不復見。下右圖可以看見門口的庭院，不過車庫的棚架是台灣人裝上去的。

每逢節日，幫傭都要準備應景的食物，董女士在這十二年間，學會做復活節的烤火雞、南瓜派，幫傭平常也常常烤餅乾等西點，有時董女士在家也會和媽媽一起烤餅乾。幫傭做久了，她們在家家常常煮西餐，台式料理的技術反而不怎麼樣。每次做西餐，家中長輩就會臭著臉。董女士手邊還保存了許多餅乾配方，和西餐的食譜，當年這些食譜常常在各家幫傭間流傳著，可以說是工作手冊一樣的東西。即使過了這麼多年，烤派、烤餅乾的香味她仍然記憶猶新，那是一種很溫暖、美好的氣味。董女士家裡還曾經向美軍購買二手的瓦斯爐，那是上面四個爐，下面附烤箱的那種。

烤火雞、牛排這類食物，美軍會在晚餐時，切下一部分包好送給幫傭，這種做法，會讓人覺得雇主和幫傭之間，除了契約關係以外，還有一種家人般的情感，我覺得這在研究這段歷史時，不能忽略的一點。帶回家的食物是很「熱門」的，董女士的弟弟開玩笑說當年他們家只吃得起蘋果，因為買不起其他水果；只吃得起牛排、火雞排，因為買不起豬肉。當然董女士的祖父母是不吃牛肉的，前提是不要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牛肉。董女士的弟弟說他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點，所以要說這是牛肉，這樣就能多吃一點。不過祖父母的臉色想必是很不好看的。

法律規定幫傭每星期有一定休假日數，每家不同，而且偶爾會改變休假天。對幫傭而言這等於少拿一天薪水，因此假日幫傭會彷彿大風吹一般，互相交換服務家庭，以零時工的方式繼續工作，這是領鐘點費的。

美軍顧問團在總部附近有間專用大賣場，販賣美國軍人需要的日常用品。由於免稅，價格較便宜。幫傭有時會託請美軍幫忙購買某些東西，例如蘋果（美軍自己買蘋果時也會送幾個給幫傭），但是因為美軍的消費額是有限制的，所以機會不多。買回來的東西，例如蘋果，大多是自家吃，常常一顆蘋果切成八塊，分給祖孫三代嘗。有時也會偷偷賣給附近雜貨店，但是這種黑市有風險，所以次數也不多。

不只幫傭會過美國節日，美軍在過年時也會應景一下。左圖的一美元硬幣，是當年美軍送給董女士家人的壓歲錢，幾十年來這個硬幣被當成特別的紀念品，見證了那個和美國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。

僅僅一位幫傭，就能提供這麼多珍貴的資料，見證這段冷戰時期生活的歷史。這是活生生的，台灣和美國的互動經驗，也是台灣在美國圍堵政策下，其扮演國際角色。然而筆者只寫出了一半的記憶，另一半在美軍軍官，以及他們家屬身上。我們如果能找回這些美軍的記憶，兩相搭配後，一定能賦予這些建築物一種新的意義，更完整的述說五十年前台灣如何面對國際，以及國際如何面對台灣，山仔后的每一棟美軍宿舍，背後都承載了這樣的生命力，不只是陳舊的建築，而是歷史的見證。但是這些見證人，正凋零中，筆者訪談時就這點感到十分無奈與可惜。我們其實應該趁早訪問在地居民，保留當年第一手的記憶，這點急迫性不下於保護建築物。

同時這片美軍宿舍，也需要民間、學術單位共同維護，無論是建築、土木、城鄉、攝影、環境、歷史等學科，相信都能在這片宿舍群中，找到充實自己，回饋社會的方法。我們需要這種教育方式，記憶與反省，而不是在一味地在拼經濟的潮流中，破壞了古蹟，遺忘了歷史，毀壞了文化。